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为中国金融改革指引了新的方向。

　　《决定》绘蓝图——目标、
　　原则、改革开放路线图
　　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了新蓝图，改革才能着手逐项展开。
　　新目标：《决定》对党的十八大所做的金融改革顶层设计进行具体落实，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论述虽然着墨不多，但提出了原则明确、任务清晰、内容详实、措施有力的要求。
　　基本原则：针对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现实，《决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实为要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让金融扎实地服务实体经济。为此，要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要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路线图。《决定》确定了金融改革的路线图，从整体来看：先是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再是金融要素领域的改革，最后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决定》也规定了金融开放的路线图：先是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再是资本市场改革，最后是资本项目可兑换。
　　《决定》述核心——“市场”
　　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决定》中仅次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第四大高频词。改革、发展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决定》中对市场的强调有两个方面。
　　改革的市场化。贯穿《决定》的主题是推进“市场化”。未来中国的各种资源，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都会向市场化方向疾步前行，都会主要由市场来配置。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金融改革核心问题。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心与难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
　　《决定》找突破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
　　《决定》为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总结有七个方面：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释放巨大的“市场化红利”，形成多元化竞争性银行体系，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发挥现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完全剥离其商业性业务，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增量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创新直接融资金融工具，规范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发展普惠金融。完善保险制度。鼓励金融创新。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决定》有办法
　　——改革协同配合推进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协同配合推进的诸多金融改革包括多项内容。
　　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至少包括五个核心内容，即完善汇率的决定基础、矫正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改进汇率调节机制。完善汇率机制的实质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并非简单调整汇率水平。
　　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现在人民币汇率已经较为接近均衡水平，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坚持双向浮动、基本稳定的政策取向，以稳定市场预期，减缓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变化。
　　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指金融交易主体享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利，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等方面都由市场自发选择，而政府则利用间接手段影响利率。当前，中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基本实现，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只存在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因此，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就是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率改革。
　　在此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风险：一是过快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会引发道德风险，加剧银行恶性竞争。二是存款利率快速上升，将会诱导银行积累高风险资产，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上升。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存款利率改革的制约。
　　存款保险制度。中国未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明确：一是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完全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二是实行限额赔付，规定限额内全额赔付，超出部分仍有权从该机构清算资产中得到追偿。三是实行风险差别费率，发挥正向激励和辅助监管作用。四是存款保险基金可主要从投保金融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费中获取。
　　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描述国债投资收益率与期限之间关系的曲线，它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本功能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套基础性的市场化定价参考依据。
　　国债收益率曲线在市场化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利率市场化的主要基础条件，就是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后，要有完整合理的定价和调控参考，而国债收益率曲线则是主要依据。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国将稳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优化开放政策工具。在继续鼓励双向直接投资的同时，鼓励双向平衡的组合投资。支持中介机构、境内外交易所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合作。非居民在境内的发行与交易，要更加制度化、便利化。非居民投资，QFII、RQFII等间接渠道，总的额度需要有计划地持续增加，投资比例限制也要逐步放宽，直接渠道也要适当拓宽。开展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QDII2）试点。条件成熟时，取消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将逐步允许具备条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在建立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资格限制。
　　资本项目可兑换。实施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要与其他经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例如推进银行业的改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消除金融的脆弱性等。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理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法律体系；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法律框架，完善资本流动风险预警及处理体系；改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方法。
　　金融监管改革。新形势下，金融监管模式将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随着金融各业综合化经营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日益频繁，原有的机构监管已无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机构监管难以理清法律关系和风险承担责任，实行功能监管，可应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新形势，也有利于应对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挑战。因此，实现功能监管将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步骤。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支付清算体系、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征信体系、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反洗钱体系以及由审慎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强化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